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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仁人志士的故事

归档日期:06-16       文本归类:李双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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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

  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1950年8月29日,钱学森拿到了从洛杉矶返回中国的船票。但就在第二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钱学森被美国扣留。扣留他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而出面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却是洛杉矶海关。洛杉矶海关声称,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了涉及美国机密技术的情报。

  涉密的有草图、笔记和照片等,总计近八百公斤。他们解释说,联邦调查局之所以扣留钱学森,是因为他企图将这些机密偷运回国,而丝毫不提及钱学森此前已将全部行李交洛杉矶海关查验过。就这样,钱学森被美国当局扣留了五年。

  直到1955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求助信。这封信是钱学森和妻子蒋英经过精心策划寄出的。为了避开可能的检查,钱学森把用香烟纸写给陈叔通的信,夹进了给亲戚的大信中。

  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

  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这一天,钱学森一家开始了长达21天的归国旅程。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山东蓬莱人(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微山县鲁桥镇)。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和平发展,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十四卷本《练兵实纪》等著名兵书,还有《止止堂集》及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呈报朝廷的奏疏和修议。

  同时,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他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他建造的大小战船、战车,使明军水路装备优于敌人;他富有创造性的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是极具特色的军事工程。

  岳飞从二十岁起,曾先后四次从军。自建炎二年(1128年)遇宗泽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止,先后参与、指挥大小战斗数百次。金军攻打江南时,独树一帜,力主抗金,收复建康。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阳六郡。绍兴六年(1136年),率师北伐,顺利攻取商州、虢州等地。

  绍兴十年(1140年),完颜宗弼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两河人民奔走相告,各地义军纷纷响应,夹击金军。岳家军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在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催令班师。

  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诬陷入狱。1142年1月,以莫须有的罪名,与长子岳云、部将张宪一同遇害。宋孝宗时,平反昭雪,改葬于西湖畔栖霞岭,追谥武穆,后又追谥忠武,封鄂王。

  刘胡兰生长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在反动的封建军阀阎锡山统治的黑暗年代,恶霸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刘胡兰的心灵里从小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红军来了,把地主吕善卿家的财物分给了穷人。刘胡兰从红军战士孙同志讲的故事里,懂得了革命的道理。

  刘胡兰渐渐长大了,为了担负家庭的生活重担,她和邻居家的孩子小青,一起去山里驮炭,俩人渐渐产生了爱情。日本鬼子占领了文水县,地主吕善卿又当上了村长。孙同志回到这里,领导农民们建起了农会、民兵队、妇救会,刘胡兰担任了妇救会的领导。

  小青要参军了,刘胡兰鼓励他要勇敢战斗,争取入党。刘胡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反扫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刘胡兰经受了严峻的斗争考验,党组织吸收她加入了中国。

  1945年,日本投降,小青所在的八路军回到山西,将日本军队的武器收缴。但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小青的部队奔向了解放战争的战场。刘胡兰带领着妇救会的姐妹们送慰问品,救护转移伤员,积极支援前线。

  回到村里,她听到支部书记石德辉和几十个乡亲被反动派抓起来的消息后,勇敢地参加了营救行动,把他们救了出来。但是,在转移的途中,刘胡兰不幸被捕。蒋匪军和地主吕善卿对刘胡兰严刑逼供,刘胡兰坚贞不屈,表现了员的高贵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最终,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就义。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1937年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北京城外的南苑,佟麟阁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二十九军拼死抗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后奉命向大红门转移,途中再遭致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被机枪射中腿部,头部再受重伤,流血过多,壮烈殉国。同志曾高度评价佟麟阁等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上将。

  人物小传:王海,山东人,1925年生,1945年入党,1946年入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空三师九团一大队大队长的王海带领战友们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29架的战绩,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他本人因击落击伤敌机9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王海和战友们平均驾驶喷气式战斗机飞行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他们的对手美国空军飞行员大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但在抗美援朝战斗中,王海和他的战友们相信自己一定能打败强敌。1951年11月18日下午,180余架美机分头飞至我方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我机奉命起飞迎战。王海大队出动6架战机,向指定战区飞去。“跟我进攻!”发现敌机正在向清川江桥投掷炸弹后,王海发出命令。随之,编队从6000米的高度直捣而下,瞬间就冲到了1500米处的敌机群中。敌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乱作一团,丢掉炸弹,仓促应战。见敌机采用“圆圈战术”,8架飞机首尾相连,互相掩护,与我机兜起圈子,王海一声令下:“爬高占位!”我6架战机一起昂头,急速跃上高空。紧接着,他们又一压机头,猛冲下去。几次冲击,硬是冲破了敌机的“圆阵”。王海抓住时机,向一架敌机猛冲过去,直到距敌机500米处才开火,打得敌机翻滚着坠向地面。剩下的敌机一个个惊慌万分,四散逃窜。战斗结束后,王海和战友编着整齐的队形返回基地。这次战斗中,他们一共打掉了5架敌机。王海大队一举成名。

  南宋末年,元兵南逼。宋皇从杭州败移福州。景炎帝二年(即公元一二七七年)的春天。文天祥为了抗击元兵,率师从闽西进军漳州,所闻福州失守,宋帝败逃海上,他只好西撤,翻越闽南与闽西交界的坂寮岭,退到险要的倒岭赶筑营垒,沉着应急。元兵来势凶猛,紧迫在后,文天祥的兵马渡过下畲溪的木桥,仰望天空,说了声“天助我!”立即,风起云涌,电闪雷鸣,咆哮的山洪把元兵阻隔在崎岖的对岸。

  那拆掉的虽是木桥,却系交通要道。文天祥考虑到战后百姓过往的需要,特地为当地留下不少金银,以备复建之用。当他带兵马要经过倒岭下的梅子坑村,老百姓闻讯接应,纷纷主动把家里的门板桌面都搬来铺架临时便桥。文天祥万分感激,当场为此桥取名为“大义桥”,后人也有传说为“待御桥”。

  明朝万历十年(即公元一五八二年)间,在大畲溪建起了坚固的石拱桥,并在桥头建立了壮观的碑亭,以纪念信国公文天祥举义驻师。树立的三块石碑,均有秀丽的碑文。

  传说后来当地著名的文人林希严(林泰)为了悼念“耿光垂北斗”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感慨满怀地写了《题国公桥》一诗: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1895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家吉姓小茶馆的后院,诞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鸿昌。对于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来说,添人增口是件喜事,可又多了张吃饭的嘴。吉鸿昌好不容易熬到了18岁,恰恰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报名参军,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戎马生涯。

  吉鸿昌自幼即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恪守军规,勇敢善战,以致有“吉大胆”之称,他率领的部队则号称“铁军”。到了1930年,也就是吉鸿昌35岁那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可是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拼命剿杀。这时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他在前线化装成小炉匠进入苏区,亲眼见到的真实情况,觉得茅塞顿开,并为自己立定了目标:“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于是准备率部起义。不料蒋介石得到密报,很快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以“考察”的名义将他驱逐到国外。

  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9·18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但蒋介石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

  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

  吉鸿昌在国外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闻讯提前回国。船到上海,他见到日本军舰正在攻打吴淞炮台,而的军舰却不还一枪。吉鸿昌在甲板上顿足高呼:“放炮啊!放炮啊!”然后对周围的人说:“看!我们的数百万同胞就在那炮火里!”言迄失声痛哭。到了南京,他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让他在上海办实业,他愤懑至极,抗议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

  爱国无门的吉鸿昌只好采取独立行动,潜至湖北发动旧部起义,蒋介石派兵追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吉鸿昌进入苏区;后由苏区至上海,再由上海北上天津。不久即与中国在天津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国,从一名旧军人转变为伟大的战士。

  为实现抗日救国的誓愿,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资,购置武器,联合了爱国军人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发表“外抗暴力,内除国贼”的声明,并一度收复了张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把日伪军队赶出了察哈尔省。其间他即兴作诗说:“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天津各界抗日联合会得到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立即派人赴前线慰问。后来,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致使吉鸿昌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吉鸿昌潜回天津后并不灰心,又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法租界花园路5号家中的三楼,购置印刷设备,印刷出版宣传抗日的刊物《民族战旗》,后来又改名《华北烽火》、《长城》,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吉鸿昌的迫害,严令特务机关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这时的吉鸿昌处境已十分危险,党的地下组织要他撤离;但吉鸿昌考虑到有许多工作还要在天津继续进行,于是先把家眷转移到英租界的牛津别墅,自己则居住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或惠中饭店。1934年11月9日,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当局,在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未遂,乃将他逮捕。先由法国工部局引渡到天津警察局,旋押往河北蔡家花园51军的军法处。审讯时吉鸿昌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国!我作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用审讯吓住我,你们想错了!”

  几天后,吉鸿昌又被解到北平旃檀寺陆军监狱,蒋介石密令将他就地处决。11月24日军法官到狱中向吉鸿昌宣布判处死刑的命令,吉鸿昌神态自若,他向监刑官索要纸笔,给妻子胡红霞写了一封遗书,安排身后:“红霞吾妻: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存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行刑前,39岁的吉鸿昌以地作纸,枯枝为笔,写下了一首感天动地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喝令执行官:“给我搬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他坐定以后,又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开枪!”执行官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吉鸿昌厉声说:“在我面前开枪!我吉鸿昌要亲眼看着你们是怎样把我打死的!”然后高呼:“中国万岁!”“抗日胜利万岁!”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败类手中,引发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历史哀痛与沉思。

  如今,坐落在花园路的吉鸿昌烈士故居已成为天津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吉鸿昌诞辰100周年之际,又在故居对面的一块泰山石上树立起吉鸿昌将军跃马横刀的青铜雕像。这一切,作为我们民族的灵魂和骄傲,将永远永远地保存下来,供世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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